上海苗木网4月28日消息：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是指由社会机构及有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实施的，以唤起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公众对文化遗产的情感，传授文化遗产保护技能，促进公众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学校教育以外，针对社会公众进行的一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遗产教育活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是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方面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给我国遗产管理带来有益的启示。
发展历程
国际宪章、公约、建议等是世界保护文化遗产的纲领性、法规性文件，也是国际社会在遗产保护领域的经验总结、原则共识和技术规范。1931年颁布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1962年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1972年诞生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都有关于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表述，这些国际文件对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理念的形成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为世界遗产事务的最高主管机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本身就肩负有文化遗产教育的功能，一直以来也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教育问题。1990年，在第1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教育规划。早期的教育方略重点在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是未来的决策者，世界遗产的命运掌握在年轻人手中。其中，“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则是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遗产教育与宣传较早开展的项目，旨在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使世界遗产理念在青少年中深入人心。1995年，首届国际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在挪威的卑尔根举行，开始了以国际化水平促进世界遗产教育的行动。其后，历届青年论坛连续举办，一些地区性的世界遗产青年论坛也分别在亚太地区、阿拉伯地区和非洲的不同国家举办，带动了对青少年的普及教育。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提供世界遗产教师教学资源项目，于1997年完成并出版《年轻人手中的世界遗产》（2002年出版中译本，书名为“世界遗产与年轻人”）英文及法文的版本。目前，《世界遗产与年轻人》一书已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化教育项目的重要内容，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已经有90多个国家的300多所中学将世界遗产教育纳入它们的教育课程之中。
经验梳理
发达国家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显示，以欧盟为代表的遗产大国已经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方面积累成熟的经验，梳理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
为普及文化遗产知识，使其能得到社会公众的关心和重视，法国的民间组织注意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来传播遗产保护理念，主要方式是：出版刊物，传播遗产及其修复方面的知识；鼓励和支持一些善于经营的公司为保护遗产提供赞助；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技能；组织“义务者工地”活动；以遗产为主题，不定期地举行针对物业主、国家权力机构、决策者、使用者的活动；建立遗产资源信息库。
作为英国政府有关历史环境保护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共团体，“英国遗产”（english heritage）每年要免费接待50万师生。从2003年起，英国遗产调整了免费参观结构：任何英国遗产的会员不仅自身免费，而且还可以免费将6名19岁以下的孩子带进英国遗产所管理的遗产地游览。“我们的意大利”是意大利有关建筑的民间团体，全国有200多个分会，组织成员和个人会员达2万余人，来自社会各阶层，有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工人、农民等，他们没有任何报酬，但却能自觉地对古城、古建筑、古文物保护进行宣传，搜集民众对遗产保护的看法，提出保护措施并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决策提出建设性意见。
以上事例说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发挥民间组织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已成为普遍的做法。归纳起来，其经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制定法规，对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内涵及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系指纳入义务教育体系，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融入中小学教学计划。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景观法》规定，意大利文化遗产部、教育部及各地方政府，应当缔结协定，协调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和场所，与国家教育系统的各种类型和水平层次的学校缔结特别协定，为学校教育提供教学资源和发展教学节目，传播文化遗产和科学知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日本、丹麦、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博物馆法都有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类似规定。
第二，政府对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服务于学校教育给予充分的财政保障。在政府的支持下，博物馆普遍建立向国民减免费优惠开放的制度。欧盟国家的公立博物馆对本国及欧盟其他国家所有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群及组织参观的学校教师、导游免费开放，对其他人群优惠开放，尽可能扩大博物馆社会教育面。与免费做法相配套，博物馆的经费由政府统一下拨或给予专项补贴。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教育部门将博物馆纳入教学体系，博物教育与学校教学紧密结合，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吸引公众到遗产地体验学习
为吸引公众到遗产地体验学习，法国的遗产景区多是免费的，收费的景点价位在3~10欧元内，每张门票的价位仅占本国国民月收入的0.1%～0.3%。从1999年10月3日起，巴黎和外省的100处文化古迹，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向公众免费开放(夏季除外)。从2000年1月1日起，33个国立博物馆亦于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向公众免费开放(凡尔赛宫及大小特利亚隆宫等每年4~10月旅游旺季除外)。从2000年1月1日起，国有历史古迹也向18岁以下青少年免费开放，估计每年将有240万人次享受这一免费措施。2011年遗产日期间，全法国1.5万多个景点大部分免费开放。
伦敦每年九月中的两天周末还有一个固定的大型建筑展活动“敞开伦敦的房间”。观众通过与参观古代及当代建筑，学习伦敦的建筑遗产知识，丰富自己的审美、教育水准。“打开伦敦的房间”可谓伦敦连续48小时不间断、最大的建筑展，在36000处可供选择的预备名单中，通常每次向市民免费开放600处建筑景观。这些建筑既有古迹，但更多的是处于历史环境中的新建筑。
启示
发达国家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经验是这些国家文化遗产社会教育实践与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分析其普适性，能为我国遗产管理带来有益的启示。
加大民间组织改革力度，吸引其参与文化遗产社会教育
民间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具有组织性、公共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自愿性等六个特点。文化遗产资源的公共属性决定了遗产社会教育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需要一种能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正常提供而政府又难以足量供应公共产品的组织，而民间组织则正具有这方面的组织和制度优势，因此能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目前，我国遗产领域的民间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文保领域“天津模式”的缔造者“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由于在遗产社会教育的活动中成绩显著，2008年，该团队在“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中获“年度贡献奖”，得票率居各获奖团体之首。但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畅、身份认定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我国民间组织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大民间组织改革力度，通过完善相关的管理法律法规、简化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程序、对民间组织活动进行合理引导等措施来释放民间组织发展的活力，吸引其尽快参与到文化遗产社会教育中来。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将我国博物馆纳入教育体系
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有丰富的实物教学资料，适合青少年学习的特点；博物馆涉及许多专业，包容的知识面较宽，容易满足青少年综合学习的要求。因此，博物馆不但是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联系学校教育的桥梁和纽带，应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目前，我国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制约我国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政府尚无法规明确规定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严重脱节；经费保障不力。针对此种情况，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首先从完善法规入手，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的教育机构性质，确立其国民教育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其次，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要认识到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大意义，加强配合，建立协作机制。第三，抓紧对各地博物馆免费开放后的资金缺口进行测算，并确保拨付到位，以保障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持续性和长期性。同时也要完善投入机制，争取各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更新服务设备、增加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开展专项活动。
降低遗产景区门票价格，吸引公众到遗产地体验学习
体验学习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之一。体验学习是借助于一定图景的思维活动，通过在体验者的大脑中发生与其生活阅历、生活场景和未来生活蓝图等有关系的自组织转换活动，以达到学习目的的教育活动。遗产地有丰富的实物资料，公众可以在和文化遗产近距离接触中，充分调动自己的视觉、听觉等各种感官，观察和体验来自文化遗产的各种信息。由于这些遗产信息是原汁原味的，不经任何修饰和伪装，保证了信息丢失的最小化，遗产教育效果非常显著。
2008年，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在全国的调研显示，我国公众主要从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间接途径了解文化遗产信息，而通过参观博物馆、参加文化遗产活动等方式亲身体验文化遗产的途径较少，七成公众没有去过免费博物馆，92.5%的公众没有参加过文化遗产日的活动，公众对文化遗产活动的丰富性评价仅有34分。但与此相反的是，我国近年来遗产景区门票价格却居高不下，持续上涨。据统计，我国遗产景区门票价格是发达国家的数倍以上，这已经成为公众到遗产景区体验学习的严重障碍。因此，从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最大化教育公众的角度出发，我国应该降低国内遗产景区门票价格。具体操作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出台政策法律，加强对遗产景区门票监管；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听取社会公众参与对遗产景区门票价格制定的意见；拓宽遗产保护的社会融资渠道，降低门票收入在遗产保护资金中所占比重。